日前,记者就《网络安全法》实施的有关问题采访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安全协调局负责人。

日前,安徽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原处长袁文受贿一案开庭审理,经审查共有34所学校向她行贿。

问:《网络安全法》于6月1日起施行,有关准备工作进展如何?

近期在安徽曝出的系列教育贪腐案,揭露了教育行政审批这一“隐蔽的腐败高发区”。据统计,去年以来落马的袁文、安徽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杨德林、基础教育处原处长缪富国3名官员,向他们行贿的大学、专科高职、中专、中学等各类学校共有近百所,行贿次数达数百次。

答:《网络安全法》将于6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在网络安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些学校为何要给教育行政部门官员送钱?教育审批存在哪些“猫腻”和“寻租空间”?教育审批腐败会造成什么危害?半月谈记者进行了调查。

《网络安全法》的公布和施行,不仅从法律上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利益,有效维护了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和安全,而且还有利于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利于发挥互联网的巨大潜力。

学校“成群结队”送钱,官员“前赴后继”落马

《网络安全法》公布后,各部门、各地方以及广大企业、科研单位和院校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习宣传贯彻活动,法律所确定的重要理念、基本要求正在深入人心。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按照法律要求抓紧研究起草相关制度文件,包括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办法、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等。其中,《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试行)》等配套制度文件已经公开发布。国家标准化部门正抓紧组织制定《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等国家标准。总体上看,各项工作都在按计划推进。

“我认罪、悔罪,也希望我的案例能警示身边的朋友们,扎好廉洁自律的藩篱,不要成为别有用心的人的猎物!”日前,在安徽省霍山县法院的庭审现场,袁文声泪俱下。

问:据报道,近期有外国协会和机构建议推迟实施《网络安全法》,担心《网络安全法》会制造贸易壁垒、限制国外企业和技术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你对此有什么评论?

袁文所说的“别有用心的人”,多为安徽一些学校的领导。据检察机关审查,袁文2008年以来的36项受贿事项,有34项来自各类学校,包括11所本科院校,22所大专、高职院校和1所中专学校。

答: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并依法对网络进行管理,完全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据统计,这些学校几年中合计130次给袁文送钱150万余元。而他们的“别有用心”其实并不“特别”,主要是想借助袁文手中的权力,多批招生计划、专科升格成本科或学校更名等。

制定和实施《网络安全法》,其目的是要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而不是要限制国外企业、技术、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不是要限制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

在安徽省教育厅腐败窝案中,“学校成群结队送钱”的对象不止袁文一人。

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是《网络安全法》新设立的一项重要制度,6月1日后这一制度如何实施?

据检察机关指控,袁文所在部门的前任处长、后升任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的杨德林,先后42次收受18所学校的贿赂。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要求,法律规定明确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对专门事项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应当自法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作出规定。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按照《网络安全法》的要求,抓紧制定相关配套规定,其中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办法有望近期公开征求意见,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正在根据各方面意见修改完善。建议相关企业、机构等抓紧做好法律实施的准备工作,自觉用法律规范网络行为。

袁文的同事、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原处长缪富国,先后95次收受39所中学校长和6名区县教育局局长的贿赂,在省级示范高中评审、规范办学行为监管、项目审批等方面为其提供“关照”。

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范围如何确定?中国将采取什么措施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

“安徽教育行政审批腐败涉及面之广、行贿受贿次数之多,出乎我们的意料,在职务犯罪领域相对也很突出!”一位办案人员说。

答: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制度的目的是要确保涉及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信息系统和设施的安全,与等级保护制度相比所涉及的范围相对较小。从各国的情况看,具体明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相当复杂,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断调整的过程。目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正会同有关部门按照《网络安全法》的要求,抓紧研究制定相关指导性文件和标准,指导相关行业领域明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具体范围。

招生计划腐败:“实权部门”掌握学校“生命线”,“审批弹性”成“寻租暗门”

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首先是按照《网络安全法》的要求,抓紧制定相关配套制度和标准。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的统筹,强化顶层设计和整体防护,避免多头分散、各自为政的情况发生。二是要建立完善责任制,政府主要是加强指导监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要承担起保护的主体责任。三是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网络安全教育、技术培训和技能考核,切实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和水平。四是要做好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应急处置等基础性工作,提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能力。五是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中的国际合作。

“在省级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实权部门’和‘冷门部门’的差别很大,‘实权部门’白天门庭若市,晚上常有饭局。”安徽省教育厅一名落马官员自述,党的十八大之后,他明面上的饭局少了,暗地里的“权钱勾兑”却“停不下来”。

问:《网络安全法》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收集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这种规定会不会限制数据跨境流动,影响国际贸易?

记者调研了解到,安徽省教育厅腐败窝案中落马的几名官员,都来自手握审批权的“实权部门”。如杨德林和袁文曾先后任领导的计划财务处,就负责拟订全省省属高校、中专的招生计划,指导高中制定招生计划,以及学校设置、撤销、更名等的申报和审核等。

答:《网络安全法》做出这样的规定,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网络安全,保护人民群众利益。落实法律要求,要把握以下几点:1.这是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提出的要求,而不是对所有网络运营者的要求。2.不是所有的数据,只限于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这里的重要数据是对国家而言,而不是针对企业和个人。3.对于确需出境的数据,法律作了制度上的安排,经过安全评估认为不会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出境。4.
经个人信息主体同意的,个人信息可以出境。特别要说明的是,拨打国际电话、发送国际电子邮件、通过互联网跨境购物以及其他个人主动行为,视为已经个人信息主体同意。

“多招一个学生就多一份收入,招生计划可以说是学校的‘生命线’。”安徽一所省属高校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每年的招生计划都要报给省教育厅计财处审批,而全省的招生计划有一个总盘子,在学校之间存在竞争性,“给他的多了,给你的就少了,所以很多学校争着去省厅拉关系”。

《网络安全法》关于数据境内留存和出境评估的规定,不是要阻止数据跨境流动,更不是要限制国际贸易。当今数据跨境流动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条件,我们愿同各国就此问题开展交流合作,共同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自由跨境流动,充分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网络安全。

翻开袁文的起诉书,34所向其行贿的学校几乎都与招生计划有关,有的学校为了多争取计划,更是长期“打点”。如某学院一名副院长从2007年到2016年间,6次在春节前给袁文送现金、购物卡;某大学一名副校长和一名院长,从2010年到2014年“年年不漏”,5次共送给袁文购物卡4.6万元。

问:《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试行)》已经正式发布,这个办法的实施会不会给国外企业带来不公平待遇,形成事实上的技术壁垒?

那么,送钱就能多搞到招生计划吗?“审批每所学校每年招生多少,虽然有软硬件条件、历年生源状况等依据,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弹性空间’,审批时很容易找理由。”曾在安徽省教育厅工作多年的一名官员告诉记者。

答:《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试行)》规定,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网络产品和服务进行安全审查,其目的是提高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安全可控水平,防范供应链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

记者发现,一些学校的招生计划增幅,与送礼数额的大小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如某学院领导2009年、2010年两次共送给袁文15万元,该校的招生计划数“两年翻一番”,从2008年的1300人,跃升到2010年的2600人。

安全审查的重点是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可控性,包括产品被非法控制、干扰和中断运行的风险,产品提供者非法收集用户信息的风险等。

学校设立、升格腐败:为获得“金字招牌”,几十所学校“金钱公关”

安全审查不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没有国别差异,审查不会歧视国外技术和产品,不会限制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相反,安全审查会提高消费者对使用产品的信心,扩大企业市场空间。

学校的设立和升格,也成为“审批寻租”的重要方面。据办案机关审查,杨德林和袁文各自收受的最大一笔贿赂,都来自一名叫张明亮的商人,他为了创办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向杨德林行贿55万元,向袁文行贿46.5万元、金条10根。

问:《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应当按照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由具备资格的机构安全认证合格或者安全检测符合要求后,方可销售或者提供,请问这条如何执行?

专科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意味着办学能力、教学水平得到认可,含金量更高的“本科招牌”带来的是更好的声誉、生源和收入。起诉书显示,近年来安徽多所民办专科高职院校在升格为本科过程中存在行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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