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越稳定,阶层固化越明显。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实现了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于是有人担心,社会如此稳定,是否会导致阶层固化?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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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稳定与阶层固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社会和谐稳定是指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各类事务处理公正有效的社会状态。阶层固化则是指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很难发生变动,特别是向上流动的通道不畅,因而它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是社会流动性。只有社会流动性低,才表明存在阶层固化问题,社会缺乏活力。可见,社会和谐稳定并不意味着阶层固化,只要保持着健康有序的流动性,社会稳定就不会导致阶层固化。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合作智库办副主任 苏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与之相伴的是大规模的社会流动,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我国的社会流动既包括不同地域之间的横向流动,也包括职业、收入方面的纵向流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依然保持着较大规模的社会流动。社会学者对2000年开展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开展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农民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从“五普”的63.20%降为“六普”的46.49%,也即有16.71%的农民转到其他阶层,提高了收入和生活水平;“白领”的比例从“五普”的2.90%升至“六普”的13.34%,也即通过勤劳奋斗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超过1亿,其中一半以上是农村户籍人口。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的10年里,有很大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纵向流动,既改变了自身的职业身份,又增添了社会活力。这也表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个人的才能得到了充分重视,努力付出就会获得相应回报。

2017年6月8日至9日,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本次元首理事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签署1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0周年,这两份文件均是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性法律文件,是本组织法制化前行的重要基石;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刚刚在上月结束,多数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领导人参加了论坛,在本次峰会上各国将再聚首论发展。在本次元首理事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题为《团结协作
开放包容
建设安全稳定、发展繁荣的共同家园》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各国惟有同舟共济,才能妥善应对威胁和挑战。

那么,促进我国社会流动的因素是什么?研究发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工业化水平持续提高,带动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并催生大量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有利于劳动者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二是教育事业发展。随着我国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高等教育入学率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大幅提高,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加自信、更有活力和创造力,因而也更容易向上流动。三是市场机制逐步健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面对平等的规则、机会,可以通过辛勤劳动获得相应回报。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在安全领域的成果丰硕,为地区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军事安全合作方面,建立了较为完善且有一定效率的各层级交流机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军事安全合作;在反恐安全合作方面取得较大成就,逐步进入法律化规范化轨道,会议机制建设不断完善,地区反恐怖机构发挥重要协调作用,各成员国执法力量定期举行联合反恐演习,针对地区和安全问题积极磋商,采取应对措施;在禁毒安全合作方面,通过一系列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法律法规和文件完善禁毒合作机制,举办形式多样的禁毒研讨会、培训班,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的禁毒合作;在信息安全合作方面,各成员国就网络治理达成一致共识,组建国际信息安全专家组并进行有效合作,双边和多边信息安全合作全面展开。

正因如此,我国社会保持了较高的流动性,并不存在阶层固化问题。但也应看到,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还不够均等、教育资源分配还不够均衡、收入分配还存在不合理现象,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我国社会的流动性。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畅通社会流动通道来解决。

反恐务实合作应是未来上海合作组织安全领域的重点方向。习近平主席在本次元首理事会上提出以下安全合作措施:加强地区反恐怖机构建设,严厉打击毒品制贩,再次主办上海合作组织网络反恐联合演习,倡议举办防务安全论坛,制定未来3年打击“三股势力”合作纲要。在对地区安全构成严峻挑战的阿富汗问题方面,“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将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上述建议务实诚恳,表达了中国与各成员国一道为维护地区安全、人民福祉做出不懈努力的坚定决心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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